飞地经济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、推动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的核心载体，深汕特别合作区（以下简称“深汕”）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合作的标杆，其与深圳的飞地联动已从“单向产业承接”进入“双向协同赋能”的关键转型期。本文基于2010-2024年深汕与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，结合中断时间序列、耦合协调度模型等量化分析结果，系统梳理了深汕飞地经济的发展阶段与核心特征，深入剖析当前两地“双向飞地”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，并从智造转型、产业协同、要素流通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路径，为打造新时代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范式提供实践参考。

　　一、深汕与深圳“双向飞地”发展基础

　　（一）要素集聚提质效，产业升级焕新机

　　自2017年深圳全面主导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以来，飞地政策的落地实施打破了要素流动壁垒，推动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实现质的飞跃。深汕特别合作区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演变与飞地政策节奏高度绑定，呈现鲜明的阶段性提升特征：2010-2016 年政策探索平稳期，体制机制尚未明确，深圳优质要素导入不足，TFP在1.107-1.370区间低位波动，年均增长仅1.8%；2017-2018年政策落地跃升期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，TFP从1.244升至1.844，两年增幅达48.2%，政策红利集中释放；2019-2024年政策深化调整期，TFP虽经历阶段性波动，但2024年已回升至1.118，要素配置逐步向合理化方向发展。整体来看，飞地政策推动深汕TFP年均增幅提高3.2个百分点，要素流动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中介效应占比达38.7%，带动第二产业占比提升25.3个百分点，产业结构成功从农业主导转向制造业主导，为“双向飞地”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。

　　（二）产业转移强承接，分阶演进蓄动能

　　基于“产业承载力—产业复杂度”匹配模型测算，深汕与深圳的产业梯度转移呈现清晰的三重阈值效应与阶段特征，为“双向飞地”建设积蓄了坚实的产业动能。2017-2020年为准备期，深汕产业耦合协调度D值从0.0000提升至0.4590，尚未突破0.5的转入阈值，产业承接以零散项目为主；2021年D值突破0.5的关键临界点，产业梯度转移正式启动，GDP增长率进入稳定回升通道；2022-2023年进入加速期，D值升至0.7873，突破0.7的转出阈值，深汕GDP增长率跃升至48.09%，工业区位熵从2017年的1.21攀升至2024年的2.34，成为深圳产业转移的核心承载地。同时，两地产业协调度差距持续收敛，2023年相对差距降至 11.8%，产业发展水平正逐步向深圳靠拢，为双向产业协同创造了核心条件。

　　（三）空间互补优分工，双轮赋能增韧性

　　深汕与深圳已形成“飞地专业化制造+母地多元化服务”的差异化互补分工格局，“软环境”对空间交互的影响远超地理“硬距离”，区域协同韧性持续增强。从经济关联度看，深汕GDP占深圳的比重从2017年的0.15%提升至2024年的0.66%，政策协同与制度趋同是核心驱动因素；从产业结构看，2024年深汕第二产业占比达77.1%，远超深圳同期37.8%的水平，深圳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制造环节加速向深汕转移，两地产业功能互补性持续增强。此外，深圳持续向深汕复制成熟营商环境，两地制度差异系数已降至0.95，大幅降低了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；深圳主导深汕核心基建建设，显著提升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空间可达性，为“双向飞地”建设奠定了制度与硬件基础。

　　二、面临的主要问题

　　（一）要素错配存时滞，双向流通遇堵点

　　要素流动的时间时滞与结构失衡是制约“双向飞地”建设的核心矛盾。从时间维度看，政策实施初期存在明显的要素流入“空窗期”，疫情等外部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流动时滞，导致部分转移项目投产进度滞后。从结构维度看，要素配置呈现“重基建、轻产业”“重低端、轻高端”的特征：资本投入高度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，产业资本尤其是高技术资本供给不足；劳动力流入以低技能岗位为主，与深汕产业升级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形成错配。同时，深汕向深圳的要素反向流动几乎空白，缺乏成熟的产品、技术与人才输出渠道，尚未形成“要素双向对流”的良性循环。

　　（二）产业协同浮表面，梯度陷阱藏风险

　　当前两地产业协同仍停留在规模互补阶段，尚未形成技术互补与价值链协同。一方面，产业分工局限于“研发在深圳、制造在深汕”的简单拆分，缺乏“研发—制造—服务”全链条支撑，深汕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，附加值较低。另一方面，梯度陷阱风险日益凸显，2023年深汕与深圳的产业协调度D值差距为0.0932，已接近0.1的收敛差距阈值，意味着深圳产业外移的传统动力将逐步减弱。若不能及时从“要素承接”向“创新协同”转型，深汕可能陷入产业转移停滞、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。

　　（三）创新链条有断层，价值攀升缺动力

　　创新要素的单向流动是制约“双向飞地”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短板。深圳的研发资源、创新平台、科技人才等高端要素向深汕的流动仍以政府引导为主，市场化流动机制不健全；深汕本土创新能力薄弱，R&D投入强度远低于深圳，难以承接深圳的高端创新成果转化；尽管两地制度差异已大幅缩小，但深汕的市场主体活力、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仍低于深圳，缺乏激励深汕向深圳反向输出的制度安排。同时，深汕缺乏向深圳输出创新产品与技术的渠道，无法形成 “深圳研发+深汕转化+深圳市场”的闭环，导致价值链始终停留在中低端环节，难以向高附加值的研发与服务环节攀升。

　　三、对策建议

　　（一）减滞提效精准承接，夯实智造转型基础

　　一是推动深汕基建计划与深圳产业转移时序精准对接，对承接深圳中端制造的重点项目实施审批流程并联提速；设立“要素超前配置专项基金”，提前对接深圳高技术人才、技术专利等核心资源，确保关键要素满配。二是依托深圳“20+8”产业集群框架，制定深汕产业承接精准指引；针对重点产业推出土地优惠与税收减免组合政策，搭建企业需求动态响应平台，定向完善深汕产业配套设施，实现从“被动承接”转向“主动适配”转变。三是出台服务业协同支持政策，设立高技术服务业引导基金，对深圳研发设计、科技金融等企业在深汕设立分支机构的给予落地补贴；建立“深汕智造与深圳技服”精准对接机制，助力深汕向研发与制造一体化转型。

　　（二）统筹推进精准注力，助推产业承接增效

　　一是优化资本投入结构，优先保障深圳转移的中端制造项目、深汕本土培育的高技术项目用地需求；建立基建投资效益评估机制，暂缓非必要超前基建，将节约资本投向标准化厂房、工业互联网等生产性设施。二是构建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高技术资本供给体系，设立高技术制造业专项资本池，支持重点领域的技术研发与设备更新；对接深圳创投机构，推动深圳资本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深汕项目，提升高技术资本渗透率。三是鼓励深汕制造与深圳服务资本合资共建园区，对深汕企业购买深圳专业服务给予费用补贴，推动产业链向“微笑曲线”两端延伸，提升产业附加值。

　　（三）要素互通产业共融，驱动区域能级跃升

　　一是建立“技术帮扶 + 产业链嵌入”双轮机制，组织深汕高技术企业定向培训汕尾技术骨干，推动深汕龙头企业将非核心环节外包至汕尾，构建“深汕高端制造+汕尾配套加工”的协同分工格局。二是打造跨区域创新共同体，共建深汕-深圳联合研发中心，引导深圳高校院所派驻团队，搭建创新要素共享平台，推动深圳大型科学仪器、专利数据库低成本开放。三是推动深汕向“制造+服务”综合节点升级，规划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，明确深汕聚焦高端制造、深圳强化研发与市场服务的功能定位，通过错位发展、深度协同，共同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。